老一輩的處罰

 

戒尺，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是陌生的，他們只是在影視和文學作品中看到、讀到過它。同樣是年輕人的我，不但親眼見過，而且領教過它的厲害。也許沒有人相信，七十年代的我會與它“朝夕相處”。我不知道它為什麽被叫做“戒尺”，喊她“戒尺”，就有“警戒”之意吧。

我身邊有把戒尺，是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我的。

戒 尺· 祖父

祖父是舊社會的商人，解放後還斷斷續續幹過一陣子，是那種雜貨鋪生意。我不太深刻的記憶里，祖父是高高大個、清瘦的面孔、戴頂狐皮小帽，時常捋著長白胡須的老人，很像中學歷史課本插圖上的魏源老先生。祖父是面目慈祥，時常掛著微笑，大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也不會想到老人家家規這麽嚴，打起孩子來這麽厲害。

中國過去的商人與現在的商賈不同，他們大抵文學功底挺厚的。祖父的毛筆字寫得瀟灑飄逸，是我學齡前啟蒙的貼子。現在說來，誰也不會相信七十年代的我還受著“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父親那時為兩位老人和九個孩子的生計奔波，自然沒功夫教育孩子。也許作為商人的祖父想使自己的家庭成為“書香門第”的那種，對幾個孫子孫女的教育極費心、極嚴厲。大概中國社會子女的教育，不是由父母而是由祖父母來完成的，賈府就是一例，不過女人的教育大多是“哄”和“勸”，如賈母，若賈父在，寶玉這個“混世魔王”不知要挨多少板子呢。

祖父的戒尺掛在堂屋中堂左邊的墻壁上。戒尺，也就尺把長，一寸寬、兩頭微翹、油黑发亮；那黑掩蓋了它的質地，到底是竹片還是別的什麽東西做的，我不清楚；一頭鉆了孔，穿了繩，可以吊起來—兒時的它是我再熟悉不過的“夥伴”。

祖父的“家規嚴”和“愛幹凈”在小鎮上是出了名的。

那時，哥和我是跟著祖父歇的，夏天為他打扇趕蚊子納涼，冬天則先爬上床去暖被窩。每天早上，無論是三伏盛夏還是三九寒天，祖父總是令我們“黎明即起，灑掃庭院”，為他倒痰盂便罐，把屋里院內打掃一遍，開始背頭天識的字或詩或詞。學習偷懶，或在外調皮搗蛋鄰居告上門來，就要和戒尺“親吻”了，有時用手掌，大多是用屁股蛋子的。來到祖父面前，手掌伸開，五指並攏，然後問你“在外面做了啥事”，你就要把在外面的所作所為講述一遍；又問“這事做錯了沒有”，“錯了”，“錯在哪兒”，自己指出錯在哪兒；又問“該不該挨打”，“該挨”，“挨哪兒”，“挨屁股”，“挨幾下？”……那時至少挨三下，或者四下、五下，絕對不敢少於三下的，我們也不願多挨一下，所以“三下”就成了定數，不假思索的數字。祖父左手捏住你的手，右手拿戒尺，當時你就感到揚起的戒尺帶出一道寒光，发出清脆響亮的聲音，邊打邊問，“這回記住了嗎”，“記住了”，“能改嗎”，“能改”，“下回還敢這樣嗎”，“不敢了”。打一下問一聲。這些回答是帶著哭聲說出來的，現在想來可笑。挨屁股與挨手掌程序差不多：找塊磚來，自己扒了褲子跪在上面，然後是照例的回答和挨打程序，完了，提上褲子，自己再把磚送回原處。

現在看來，祖父的打孩子挺有“學問”的：不打要害部位，既讓你體會到什麽叫“刻骨銘心”，又不至於傷了身體；讓你自己選擇“挨哪里”和“挨幾下”，挺講“民主”的；讓你知道做錯了什麽事，以便下次改正，至少不再犯同類錯誤；打男孩子多，女孩子少，打小孩子多，大孩子少，沒外人在場時打，有外人不打—維護了孩子的自尊心。

這種“啪——啪——啪——”的戒尺打擊，是我兒時的家常便飯，仿佛啟蒙前的必修課。剛開始時還“哎喲哎喲”地大哭大叫。後來就不再出聲，只是流淚，不知是戒尺的疼痛還是做錯了事的悔恨。戒尺的打擊聲很響，在我家院子里能聽到鄰居說：“快來聽啊，小潔的爺爺又打人了。”祖父打人，奶奶父母兄弟姐妹是不敢勸的，更不敢拉了，常常是我們兄妹挨了祖父的打，母親抱回屋中摟在懷里，掰著我們紅腫的手掌或屁股流淚：“下次可不敢這樣了，啊。”

就是在祖父“啪——啪——啪——”戒尺打擊聲的伴奏下，我長大了，六歲讀了小學，功課年年全優，特別是語文課。有時，家住鄉下的老師辦事去了，就讓我這個“小老師”上台代幾次課，無非是把前幾天學過的字、詞、課文抄寫在黑板上，注上拼音，一遍遍地領讀，領寫，背誦。

“文革”末期，來了一群戴紅袖章的人，借口“海外關系”，抄走了家里的一切。一個被稱作“頭兒”的人看到了堂屋墻上掛著的戒尺，拿在手中掂量了幾下，要帶走。祖父阻攔，頭上“嘭嘭”挨了三下，一樣的清脆響亮。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有敢用戒尺打祖父。但戒尺總算保留了下來。

沒幾年，祖父病故了。盛殮祖父那天，母親說：“你爺爺愛打人，讓他帶著這把戒尺，到陰間打小鬼小判去吧。”我看到壽木里戒尺放在祖父身邊，发出黑黑的寒光，仿佛又聽到了“啪——啪——啪”的打擊聲。可看看祖父的面容，慈祥和藹，完全沒有了平日打我們的威嚴。我把那把戒尺偷偷拿了出來。

戒尺·父親

聽父親講，他也是這把戒尺的“受害者”。當年，他與同在開封讀書的伯父就是不堪祖父的戒尺之痛，一氣之下到了部隊。父親在朝鮮戰場打“美國佬”那麽厲害，對孩子極為善良，他的教育方式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從來沒有打過孩子一下，更不用說用戒尺了。

從此，這把戒尺真正成為歷史的遺物被擱置了起來。雖然它還時常被掛在正堂上，可誰都可以摸它，用它，有時它就成了直尺的替代品，後來幹脆被刻了刻度成了真正的尺子，有時也會扔在一堆破補襯爛衣服中間，卻始終沒有丟失。

這把戒尺被父親第一次使用，也是最後一次被作為真正的“戒尺”使用，是在有一年暑假的一個晚上。那個夏天的晚上，月亮掛在院子棗樹的頂上，涼風習習。小弟考中學落榜了，父親生氣了：我們兄妹幾個，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從沒有讓父親費過事。在我們兄妹的慫恿下，父親隨手操起了床上的戒尺，是見慣了祖父常用的程序：“該不該挨”，“挨哪兒”，“挨幾下”。一陣“啪——啪——啪”的打擊聲，邊打邊問。小弟就是不說話，也不哭，只是流淚。我們兄妹也流著淚讓父親狠狠地打，足足打了十幾下。照例是母親拉著小弟腫紅的手在燈光下流淚。現在想來，那晚的“啪——啪——啪——”聲是我記憶中最響亮的一次。

戒尺·兒子

後來我常想，多虧了祖父這把戒尺和他慈祥中的威嚴，教給了我們兄妹真誠，能吃苦，富有毅力和維護人的尊嚴。在那個父親因“海外關系”被錯打回農村老家、子女入學招工受牽連的日子里，我們兄妹九人，正是因了這戒尺的打擊，在逆境中奮起。真應該感謝這把戒尺，有時想如今的獨生子女適當受些戒尺之刑，也未嘗不可。

前些日子看電影《霸王別姬》，聽到段小樓幼時學戲遭師父戒尺打擊屁股的啪啪聲，自己的屁股就隱隱地疼痛起來。說起來好笑，如今都這麽大的人了，生了病只是寧可吃藥，不願打針，一看到“注射室”三個字，屁股就條件反射似地发癢。

如今，這把戒尺被我從老家帶回了身邊，有時真想再讓人用這把戒尺打我幾下，再聽一聽清脆響亮的“啪——啪——啪——”的打擊聲，和打擊聲中的一問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