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 (Pixiv member : いちこ)

 一九九八年的秋天，來得格外早，也格外冷。

教室頂上的吊扇已經停轉了半個多月，但那三片落滿灰塵的墨綠色扇葉，依然像三把懸在頭頂的鈍刀，讓人只要一擡頭，就能感到一陣莫名的壓抑。粉筆灰在窗外透進來的斜陽里無聲地翻滾、浮沈，像是無數個細小的、無法安息的幽靈。這是周五的最後一節課——班會課。

對於初二（三）班的絕大多數同學來說，周五的班會課是天堂的大門即將敞開的前兆。空氣里彌漫著一種按捺不住的焦躁與竊喜，男生們的運動鞋在課桌底下偷偷摩擦著水磨石地面，發出細微的“呲呲”聲；女生們則在草稿紙上飛快地傳遞著周末去哪里買明星貼畫的暗語。

而對於我來說，這四十五分鐘，是一場漫長而殘忍的淩遲。

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李秀珍站在講台上。她穿著那件暗紫色的高領毛衣，外面套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西裝外套。她的頭發燙成那個年代中年女教師最標準的小卷，用一個個黑色的鋼絲發卡緊緊地貼在頭皮上，顯得她的顴骨格外高聳，法令紋像兩把鋒利的刻刀，將她的嘴角死死地往下拽。

她的面前，整整齊齊地摞著五十四本“家校聯系本”。

那是九十年代末，市里各個中學最流行的一種管理工具。每一本都包著劣質的透明塑料書皮，封面上印著俗氣的、展翅高飛的和平鴿。翻開來，左邊是“本周在校表現（班主任填寫）”，右邊是“家長意見與簽名”。這是一座橋梁，一座單向通行的、由絕對權力構成的橋梁。每周五發下，周末由家長簽字，周一再由組長收齊交回。

“現在發聯系本。”李老師開口了，她的聲音總是帶著一種略微沙啞的金屬質感，像是生銹的鐵片在玻璃上刮擦。

教室里瞬間安靜下來，那些暗藏的躁動被這聲音一刀切斷。

“張偉。”

“王芳。”

“李強……”

名字一個個被念到。被念到名字的人走上講台，雙手接過那個薄薄的本子。得到誇獎的，腳步輕快得像是要飛起來；被批評的，則低垂著頭，如同喪家之犬。

我坐在教室中間第三排的正中央，這是一個傳統意義上只有“尖子生”和“老師的寵兒”才能坐的黃金位置。我的雙眼死死地盯著桌面上一條不知是哪一屆學生用圓規刻出來的深深的劃痕，雙手在校服寬大的衣兜里死死地攥成拳頭，掌心早已是一片冰冷的濕滑。我的心臟在胸腔里劇烈地撞擊著肋骨，發出只有我自己能聽見的、震耳欲聾的轟鳴。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已經連續兩個月，每周五都在經歷這種靈魂被扒光了遊街示眾的恐懼。

“林思雨。”

我的名字從那兩片薄薄的嘴唇里吐了出來。沒有語氣上的起伏，但每一個音節都像是在冰水里浸泡過，冷得刺骨。

我機械地站起身，推開椅子。椅腿在地板上發出一聲尖銳的摩擦聲，在死寂的教室里顯得格外刺耳。我能感覺到，四周有無數道目光交織在我的背上。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種看客般的麻木與隱秘的快感。曾經，他們看我時是帶著仰視的——我是年級前十名，是語文課代表，是那個永遠能在作文課上被當做範文朗讀的林思雨。

但現在，我是李老師眼里的“刺頭”，是一個“品行不端”、“思想滑坡”的墮落者。

我走到講台前，伸出雙手。李老師沒有看我，她的目光越過我的頭頂，審視著後排的幾個男生。她只是手腕一抖，那本印著和平鴿的聯系本便輕飄飄地落在了我的掌心。那本子那麼輕，卻又重如千鈞，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低著頭，快步走回座位，像是一個剛剛領完判決書的囚犯。

坐下後，我沒有立刻翻開它。我不敢。我知道那里面寫了什麼。那刺眼的紅色鋼筆字，就像是李老師從身體里抽出的毒液，一筆一劃地腐蝕著我僅存的尊嚴。

但我還是得看。因為如果我不提前做好心理準備，等今晚母親翻開它的時候，我會死得更慘。

我用顫抖的手指，輕輕掀開了塑料封皮。

果不其然，在“本周在校表現”那一欄里，李老師那熟悉的、力透紙背的紅色行書赫然入目：

“該生本周表現極差。上課神情恍惚，多次走神，經老師提醒仍不以為然。課下與同學關系緊張，孤僻傲慢。作為曾經的優秀生，如今思想嚴重滑坡，毫無集體榮譽感，對老師的批評教育抱有極大的抵觸情緒。望家長引起高度重視，絕不能因為是單親家庭就放松管教。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家長在周末能對其進行嚴厲的批評教育，該管教時必須狠狠管教，切勿姑息遷就，以免毀了孩子的一生！”

轟的一聲，我腦子里仿佛有什麼東西炸開了。

視線瞬間模糊，那一片刺眼的紅色在我的淚水中氤氳成一灘粘稠的血。我的喉嚨被一股巨大的酸楚死死扼住，連呼吸都牽扯出針紮般的疼痛。

委屈，像是一張密不透風的黑色巨網，將我整個人死死地包裹在其中，越勒越緊。

我沒有走神！我每一節課都在拼命地記筆記，哪怕她講的是我早就會了的內容；我沒有和同學關系緊張，是她明里暗里地暗示班幹部孤立我；我更沒有抵觸情緒，我在她面前溫順得像一只隨時準備挨宰的羊！

而那句“絕不能因為是單親家庭就放松管教”，更是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準地捅進了我和母親最脆弱的軟肋。更可怕的是最後那句暗示——“嚴厲的批評教育”“該管教時必須狠狠管教”。

在九十年代的教育語境里，“狠狠管教”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簡直不言而喻。李老師太知道我母親是什麼樣的人了。她知道這幾個字寫下去，我今晚會面臨怎樣的狂風暴雨。

她是在借刀殺人。

而這一切的起因，荒誕得讓人想笑，卻又悲哀得讓人想哭。

不過是兩個月前的一個下午。那是期中考試剛結束的日子。班里有一個叫趙婷婷的女孩。趙婷婷成績很差，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里。她家里窮，常年穿著一件不合身的舊運動服，頭發總是亂蓬蓬的。李老師一直很討厭她，認為她拉低了班級的平均分，是班里的“老鼠屎”。

那天下午，李老師在講台上查作業。趙婷婷的作業本不見了。其實是被前排的男生惡作劇扔到了垃圾桶里，但這在李老師看來，就是趙婷婷為了逃避交作業而撒的謊。

“你這種學生，書讀不好就算了，連最起碼的誠實都沒有！你以後到了社會上也是個敗類！也是個小偷！”李老師的聲音尖銳得刺破了教室的耳膜。趙婷婷站在那里，低著頭，死死地咬著嘴唇，眼淚吧嗒吧嗒地掉在滿是灰塵的鞋面上。

全班死一般地寂靜。沒有一個人敢出聲。在那個年代，老師擁有著絕對的權威，班主任就是這個四十平米空間里的土皇帝。

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哪里來的勇氣。也許是趙婷婷那單薄得像紙一樣的肩膀刺痛了我，也許是我看到那個男生在前面捂著嘴偷笑。我站了起來。

“李老師，”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發抖，但異常清晰，“趙婷婷沒有撒謊。我看到劉強把她的作業本扔進垃圾桶了。”

那一刻，空氣仿佛凝固了。劉強的臉瞬間漲得通紅，而李老師的表情，則從憤怒、驚愕，迅速轉化為一種被冒犯的扭曲。

作為一個班主任，她在全班面前被一個學生當眾指出了錯誤，雖然這個學生是她曾經最得意的門生。她引以為傲的掌控力，在那一瞬間被撕開了一條裂縫。

“林思雨，”李老師瞇起了眼睛，那是她發怒的前兆，聲音冷得像冰渣，“你眼睛倒是尖得很。你是不是覺得你自己成績好，就可以隨便頂撞老師，替這種差生出頭了？”

“我沒有頂撞您，我只是說出事實……”

“閉嘴！”李老師猛地一拍講台，粉筆灰震得飛揚起來，“好啊，真是好同學，真是見義勇為啊！從今天起，你們倆是一路人了是吧？既然你這麼喜歡和差生混在一起，那你以後就少來找我！”

從那天起，我的世界天塌地陷。

我的語文課代表被撤了。我上課舉手再也沒有被叫到過。我的作文不再被當做範文，而是被批改得滿是紅叉，評語從“文筆優美、思想深刻”變成了“無病呻吟、不知所雲”。

更可怕的是這種“家校聯系本”。每周五，它都會準時化作一顆炸彈，被李老師親手安放在我背上，由我帶回家，再由我的母親親手引爆。

講台上的李老師還在進行著班會課最後的總結，她的嘴唇一張一合，但我什麼都聽不見了。我的腦海里，全是我母親的臉。

我母親是一個苦命的女人。九十年代末的國企改革潮，毫不留情地將她從棉紡廠的流水線上甩了下來。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跟一個去南方做生意的女人跑了，留下她一個人拉扯我長大。她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虛榮、所有的生存動力，都押在了我這個“成績優異的女兒”身上。

在她那狹隘而閉塞的認知里，老師就是真理，學校就是神殿。老師說你好，你就是金子；老師說你壞，你就是爛泥。她不相信我有被冤枉的可能，她只相信“一個巴掌拍不響”“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第一周，當母親在聯系本上看到李老師寫我“驕傲自滿，有頂撞老師的苗頭”時，她只是一邊流淚，一邊用手指狠狠地戳我的額頭，罵我不爭氣，罵我白眼狼，問我對不對得起她每天起早貪黑去菜市場撿爛菜葉子。

第二周，當評語變成“品行不端，拉幫結派”時，母親拿起了掃帚疙瘩。

第三周，第四周……隨著李老師在聯系本上的用詞越來越激烈，暗示越來越明顯，母親的絕望和憤怒也越積越深。每周五的晚上，那間不到四十平米的筒子樓單間，就會淪為我的煉獄。

我閉上眼睛，屁股上仿佛又泛起了那種火辣辣的疼痛。皮帶抽打在皮膚上的沈悶聲響，伴隨著母親歇斯底里的咒罵和絕望的嚎啕，交織成一首淒厲的安魂曲。每次打完我，她都會抱著我大哭，哭她的命苦，哭我的不聽話。她的眼淚和鼻涕蹭在我的頭發上，那種混合著疲憊、汗酸和絕望的味道，比挨打本身更讓我感到窒息。

我知道，今晚，將是一場更猛烈的風暴。因為李老師寫了“絕不能因為是單親家庭就放松管教”。這句話，等同於在母親血淋淋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然後告訴她：你的恥辱，都是因為你女兒造成的。

“叮鈴鈴——”

下課鈴聲如同特赦的號角般突兀地響起，將我從恐懼的深淵中猛地拽回現實。

“下課。同學們周末愉快。”李老師收拾好教案，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瞬間沸騰了。桌椅碰撞聲、歡呼聲、書包拉鏈拉開的聲音混雜在一起。男生們像脫韁的野馬般沖出教室，女生們三三兩兩地挽著手，討論著周六去哪里逛街。

趙婷婷從我身邊走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滿了愧疚和恐懼，但她什麼也沒說，只是低下頭，加快腳步溜走了。我不怪她，在這個殘酷的生態圈里，自保是生存的本能。誰願意靠近一個正在被當權者絞殺的“瘟神”呢？

我慢吞吞地收拾著書包。其實沒有什麼好收拾的，但我只想把每一個動作無限地拉長，仿佛只要我走得足夠慢，那個可怕的夜晚就不會到來。我把那本印著和平鴿的聯系本，極其小心地、像捧著一枚定時炸彈一樣，夾在了語文書的最里面，然後把書包拉鏈拉好。

背上書包的那一刻，我感到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沈重。

走出校門，深秋的風夾雜著些許寒意撲面而來。九十年代末的街道，總是帶著一種灰蒙蒙的工業濾鏡。不遠處，老舊的電纜線上掛著幾只破風箏，在風中絕望地掙紮。街邊推著三輪車賣烤紅薯的的大爺正使勁地扇著爐子，白色的煙霧夾雜著焦甜的香氣在冷空氣中彌漫。音像店里巨大的劣質音箱正在放著任賢齊的《心太軟》，那沙啞煽情的歌聲在喧囂的街頭顯得格外廉價。

“你總是心太軟，心太軟，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多麼諷刺。我扛不下去了。我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要承受這樣的懲罰。

我沿著那條熟悉又陌生的街道往家走。梧桐樹的葉子已經枯黃，踩在腳下發出清脆的碎裂聲。我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看著自己那雙洗得發白的藍色白邊球鞋，一步，一步，像是走向刑場的死囚。

夕陽正在西下，像一個巨大的、流著血的傷口，將半個天空染得通紅。餘暉拉長了我的影子，那個影子瘦弱、佝僂，像一個被抽幹了靈魂的驅殼。

一陣晚風吹過，我不禁打了個寒顫。我想起李老師那張刻薄的臉，想起她用紅筆寫下的那一個個觸目驚心的字；我想起母親布滿老繭的手，想起那根被打得開裂的竹條。

為什麼？我在心里千百次地問自己。

學校，不是教人向善的地方嗎？不是教我們要誠實、要勇敢、要互相幫助嗎？為什麼當我按照他們教我的那樣，勇敢地站出來說出真相，保護了一個弱者之後，我反而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為什麼那個本該用筆傳授知識的老師，可以把筆變成殺人的刀，字字誅心？為什麼那個本該是最溫暖的避風港的家，卻成了最可怕的地獄？為什麼成年人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利用他們手中的那一點點可憐的權力，來碾碎一個孩子的尊嚴和世界？

這就是所謂的“教育”嗎？通過制造恐懼來建立威權，通過扭曲事實來掩蓋心虛，通過肉體的痛苦來強迫精神的屈服。在這場殘酷的遊戲里，李老師是高高在上的施暴者，母親是愚昧盲從的幫兇，而我，是那個獻祭在祭壇上的犧牲品。

路口的一家副食店門前，幾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正圍在一起吃著冰棍，爆發出毫無顧忌的大笑聲。我停下腳步，呆呆地看著她們。她們的笑容那麼明媚，那麼純粹，仿佛和我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

我突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那種孤獨不僅是因為被老師針對，不僅是因為母親的不理解，更是因為我清醒地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與醜陋，但我卻無能為力。我像是一只被困在玻璃罐里的蝴蝶，看著外面的陽光，拼命地撲騰著翅膀，卻只能一次次地撞在冰冷堅硬的壁上，直到頭破血流，直到翅膀折斷。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街燈一盞接一盞地亮起，昏黃的光暈在冷風中搖曳。

我終於還是走到了我們家所在的那片家屬院。那是一排建於七十年代的紅磚樓，外墻上爬滿了枯死的爬山虎，像是一張張幹癟的網。樓道里總是彌漫著一股混合著煤煙味、發黴味和下水道反味的奇怪氣息。

我站在院子門口的那棵老槐樹下，停住了腳步。

我擡起頭，看向三樓那個熟悉的窗戶。那里亮著燈，昏黃的燈光透過有些臟兮兮的玻璃窗透出來。我知道，母親此刻一定已經做好了晚飯，一碗白菜豆腐湯，或者一盤炒土豆絲。她一定正坐在那張斷了一條腿、用磚頭墊著的餐桌旁，一邊揉著酸痛的腰，一邊等著我回來。

等我回來，拿出那本印著和平鴿的“家校聯系本”。

然後，那碗熱氣騰騰的白菜湯會變冷。母親的嘆息會變成咒罵，咒罵會升級為巴掌和竹條。我會在狹小的房間里躲閃、哭泣，最後癱倒在堅硬的床鋪上，聽著母親絕望的哭嚎，感受著高高腫起的屁股火辣辣地燃燒。

我的手在書包里死死地捏著那本聯系本，指甲深深地嵌進了肉里。

有一瞬間，我腦海中閃過一個瘋狂的念頭：撕了它。把那一頁撕掉，或者幹脆把整個本子扔進路邊的垃圾桶里。告訴母親我弄丟了，或者老師忘了發。

但我立刻又否定了這個念頭。沒用的。撒謊只會換來更嚴厲的懲罰。在這個以“聽話”為最高法則的系統里，任何反抗的企圖，都會被視為更深重的罪孽。李老師如果發現我沒有交回簽字的聯系本，下周一她會在全班面前變本加厲地羞辱我。

我逃不掉。我無處可逃。

一陣冷風猛地灌進我的領口，我不由自主地瑟縮了一下。夜幕已經徹底降臨，黑暗像是一頭巨大的野獸，將這片破敗的家屬院，將我，將我那看不見光明的青春，一口吞沒。

我深吸了一口氣，冰冷的空氣刺痛了我的肺。我咬緊牙關，邁開僵硬的雙腿，一步一步地，朝著那扇亮著昏黃燈光的窗戶走去。

走向我的審判，走向我無處訴說的、深淵般的絕望。每走一步，我都感覺自己的一部分正在死去，那是我十四年來建立起的、對這個世界僅存的微弱信任。在那狹窄而黑暗的樓道里，我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只聽到那無聲的吶喊，在這九十年代末冷徹骨髓的秋風中，被撕扯得粉碎。